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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衣学者张中行:八十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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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散文大家张中行

  三十而立 八十成名

  张中行(1909—2006)先生在吹熄九十七支生日蜡烛后,驾鹤而去。“都市柴门”随之关闭,“布衣学者”就此远行。

  他与季羡林、金克木被誉为“北大三老”,名闻遐迩。

  世人称张中行为“布衣学者”,是再贴切不过的。清光绪三十四年,他生于河北香河县一农家,祖上三代都是不通文墨的农夫。六七岁时上学,农忙时便帮家人干点拾棉花之类的农活。师范毕业后,张中行考入北京大学。1936年北大毕业,一直吃笔墨饭,曾在中、小学教过书;建国后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当编辑,编教科书,偷闲写点文章贴补家用,数十年如一日在煮字疗饥中度过。1956年,他所在的出版社评级,六级以上为高级知识分子,张中行是七级,属低级。直到耄耋之年,才获赠一顶“特约编审”的桂冠。称其“布衣”,是当之又当。张中行在北大读的是中文,但涉猎的范围包括国学、哲学、禅学和文学,不仅思考老庄、孔孟,而且研究罗素、培根,著述宏富。谓其学者,名副其实。季羡林评论他“学富五车,腹笥丰盈”,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启功说他“既是哲人又是痴人。”一后辈学人说得更酷:“不读张先生的书,不知道他的学问有多大,读了他的书,更不知道他的学问有多大!”

  张中行是一匹老黑马,没有伯乐发现他。80岁时,适逢天时地利人和,他独自闯了出来,获得了“文学家”、“哲学家”、“杂家”、“教育家”等多顶桂冠。曾有好事者问先生最想要的是哪一顶,他说“思想家”!社会承认与否且不论,事实上自大学时代末期始,张中行便对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说他的《民贵文辑》最能体现他的思想。“民贵”,取自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其哲学著作《顺生论》引人关注,被称为“当代中国的《论语》”,启功誉其为“整个一部《春秋繁露》”。

  师恩三叠。张中行的名字是启蒙老师刘先生起的——学名“璿”,字“仲衡”。据《尚书·舜典》“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璿”是与天文仪器玑有关的美玉,其意甚好。张中行又删繁就简,巧用“仲”去人旁,用“衡”去“鱼”,遂成“中行”。恰《论语·子路》篇有“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也算名出有典。

  母校难忘。张中行毕生感念北大推崇“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红楼精神。他所写北大怀旧的文字,在同辈学人中当属最多,也最为精彩。大到北大的学术氛围、图书馆,小至传道、授业、解惑的国学大师们的身影。红楼的点点滴滴,无不惟妙惟肖地展现在他笔下。他在晚年自述《流年碎影》中深情地写道:“北大之所以为‘大’,是靠有胡适、熊十力、汤用彤、黄节、罗常培、沈兼士、马衡、孟森、钱穆、周作人、梁实秋、朱光潜等等著作等身的名教授。”又说“有的人位高,如蒋梦麟,是校长,可是没听说他有什么著作,在学生的眼里,不过是上方派来的一个官而已。”是北大培养了张中行深厚的学养,也是北大精神为他的平民思想奠定了基础。

  北大浓厚的学术空气形成了一股莫名的压力,迫使张中行往书堆里钻,希望日后有所“名堂”。当时北大考古风颇盛,顾颉刚的《古史辨》影响甚巨,还因此成立了禹贡学会。张中行参加了禹贡学会,并撰文刊发在《禹贡》上。他认为“治学是清高的事业,所以要远离政场。”这一平民意识贯穿了他的一生。期颐之年,有晚学向他讨教人生感悟,他坦言:“我这一辈子,一不想做官,二不想发财,就是希望做点学问,看点书,写点书,安安稳稳地过小民适然的生活。”

  北大九十华诞(1988),请他写以“我与北大”为主旨的文章。他写了篇《怀疑与信仰》。他认为北大对他最大的影响,在于一种怀疑精神。“因为怀疑而思考,因为思考而进一步怀疑。”他总说,“老北大比新北大好,因为老北大让人疑,新北大让人信。”他欣赏培根的名句“伟大的哲学始于怀疑,终于信仰。”他喜欢向人推荐罗素的《怀疑论集》,并说他是罗素的怀疑主义与康德的理性主义的结合。

  “伤哉贫也,生无以为养,死无以为礼也。”(子路语)张中行大半生为孔方兄所累,在《流年碎影》中,除《拮据之苦》外,以《伤哉贫也》为题的文字竟有三篇。贫穷给他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创伤,日后“就是有饭吃的时候,也常常做没有饭吃之梦。” 

  1936年,张中行从北大毕业,时适“而立”之年。然而,张中行,“行也不行”。他非但没有“立”起来,反而几乎倒下。“七·七”事变之后,国土沦丧,人心惶惶。尽管他使尽浑身解数,却找不到一只饭碗,遑论事业!一日三餐,不时要为升斗小米,厚颜向人借贷。通常三块两块,少时三角五角。为了活命,不得不“为富人去哄孩子”,搞家教。《伤哉贫也》(一)中有他辛酸的回忆。

  1947年,张中行的老家搞土改,富农成分的父母偕家中老少九口拥入他的门下。这对本就有着七口之家的张中行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他唯有四处告乞,高筑债台。最后身心交瘁,累倒住院……

  1952年,张中行遭遇了“三五之厄”(三反五反运动)。事因天津民营大众书店的友人创办了一本《语文教学》杂志(国家批准公开发行),特邀张中行当编委,负责组稿并处理刊务,月酬30元。为贴补生活,张中行接受了。可运动一来,他即被定为“贪污分子”,被拘押某处,要求交代“贪污”事实。因无“代”可交,他被以曾与办刊人谈过中小学课本的情况为由,判为“与资本家勾结”,并被停发工资,每月只有16元生活费。八口之家,人均二元,难以活命。他没有办法,熬夜爬格子,用笔名发表,以此赚得三元五元,同时委屈妻子为人做佣工、变卖家中的小物件……

  等到四个女儿都大学毕业后,张中行始不为柴米所愁。

  “群动各有适,生生劳昏晓,瞢然顺在天,大化淼悠渺。”张中行的这首杂诗可视为他人生观的真实表达。

  他讲究“顺生”。“文革”中,与那些命丧九泉、九死一生者相比,他是幸运儿。但上世纪70年代在干校改造的岁月,他也没能逃过“批斗再而三”的劫难。一次是他挑水时水桶脱钩掉到井底,不得已领了支新桶。排长姜某召开批斗会,确定此事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其二是1970年清明节前后,一天他已上床睡觉,忽听屋外有人喊“看彗星!看彗星!”出于好奇,他也出去看了。谁料又有人将此事密报了上去,这也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姜某启发大家批斗时要“击中要害”,最后要害被击中,张中行被定性为“想变天!”这回他再也忍不住了,不卑不亢回敬一句“我不至于这样无知!”他不服“罪”,自然又招来一阵“抗拒从严”之类的还击。最后一次是业余时间大家都在读红宝书,张中行却在纸上写唐诗宋词。头头从他的箱子中查出了《唐诗三百首》和《白香词谱》合订本,因此又招来一番审问:“轻视红宝书,可证无意改造自己,实属罪大恶极。”无以遣忧,在极端苦闷中,他学会了抽烟。

  最令张中行伤感的是,他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不是荣归故里,而是被遣返老家改造。1971年,干校解散。别人欢天喜地返京与家人团聚,他却被强行遣返到老家香河,而且一待就是6年。家中老宅早已被征为生产队队部,他只能在昔日拴牲畜的棚屋中栖身。回乡岁月,虽蒙乡邻多方关照,但仍有人认为他是敌我矛盾,应按敌人对待。他被允许参加生产队劳动,于是年近七十的张中行或背粪筐持粪叉,到田埂间小河旁拾粪,或在轧场中央牵着小驴转圈碾物……冬日,室内滴水成冰,食宿艰难,孤身一人在香河的张中行想回京小住,还须到大队部开路条求放行。但当权者不准,于是他只好枯对饥寒……直至1976年唐山大地震,旧居震成瓦砾一片,上苍才佑助他结束了这6年苏武牧羊式的生活。这里有诗为证:

  青衿游北序(指北京大学),

  白首转西厢。

  稚幼争窥户,

  糟糠欲下堂(谓妻未同来)。

  榻前多鼠妇(家乡名潮虫子,写实也),

  天外一牛郎。

  默数晨鸡唱,

  方知夏夜长。

  “默数晨鸡唱”,晨鸡终于“一唱天下白”了。

  “美人迟暮英雄老”。1979年1月,张中行回到出版社重操旧业。

  自1951年评级到90年代,悠悠40年,张中行级别未变,工资未动。月薪125.5元,退休打折后为94元,亦算“今古奇观”。1987年,社里聘他为“特约编审”。古稀之年的他一边为大田(社)耕耘,编选《古代散文选》(下)、《文言选读》和《文学常识》,同时又为生计所迫不得不种点“自留地”。张中行从80年代初开始陆续写了“负暄三种”、《顺生论》等。铁树开花,竟然枝繁叶茂。他的“负暄三种”自1986年始每隔4年出一本。然而这3本畅销于世、获誉甚隆的书,却并非由京城的中央级出版社来出,而是由偏远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岂不令人回味?

  《顺生论》等面世,一时洛阳纸贵,张中行遂“暴得大名”。时年张已八十,于是有“老旋风”之说。

  当今中国大器晚成者,应数张中行也。

  其人古朴 其文冲和

  张中行是从燕赵大地走出来的学人,世事沧桑却丝毫未能改变他敦厚、淳朴的本色。在做学问、待人、处事以至生活细节上,他都是古韵犹存。

  张中行的仪表既不轩昂也不潇洒,甚而也缺乏学者的那种雍容与儒雅,他是一位实实在在的凡人。但他行为高逸,虽埋身市井,却“道通天地”,虽侧身陋巷,而能“思入风云”。他讲“顺生”,但“不偏不党,不依不傍,不卑更不亢。”他的言行自有准则:“心里有所疑就说,是自由;听者不以为忤,是容忍。”“对不同意见,我一是尊重,二是欢迎,三是未必接受,四是决不争论。”

  君子坦荡荡。张中行的尊尚师道都体现在“负暄三种”相关文字的字里行间。但他持论公允,得红楼“自由”精神,“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以“写则以真面目见人”的原则,不视先贤为神,把师辈们凡人的一面也留在纸上,给读者一个完整、鲜活的形象。且大多点到即止。只举例,不评说,“留白”给读者思索。

  对胡适。胡适任北大文学院长、中文系主任之始,立意整顿,第一板斧是解聘老教授林公铎。林氏反对白话和新式标点,一直与胡对着干。胡适一朝有权在手,开刀祭旗的对象是一直反对自己的人,“这不免使人联想到公报私仇”。

  对梁漱溟。对梁氏的耿直、迂阔,张中行认为“由感情方面衡量,可敬;由理论方面衡量,可商。有的,说重一些,至少由效果方面看,还近于可笑。”在理论方面的一些分歧,张中行自责没有同梁先生协商,不过他认为责任的一半在他,另一半则在梁漱溟。“因为我深知,对于不同的所见,尤其出于后学,他是不会采纳的。”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关于吾师》中,张中行说了几句对钱穆先生不够尊重的话,以至钱先生的亲属看到后不高兴,曾著文为钱先生辩护。尽管如此,张中行仍坚持认为红楼精神是“讲理”,重“证据”,不在其他。对顾颉刚先生的“人格分裂”问题,他也有微词。他曾坦率地表示:“我不愿看到我的老师,为迎合时风而说稍有正义感的人听了会皱眉的话!”

  除了直言指出先生们的“小”处之外,张中行还善于“寓教于乐”,在大话逸闻趣事中,捎出某个问题,让读者自己去评品。如钱玄同先生考试向来不批考卷,考卷收齐后,直奔注册科,扔下考卷就回家。学校刻了个“及格”的木戳,“只要卷面有名,就加盖及格,计入学分”,以至一些学生不认真对待考试。

  尽管张中行有着“不宜写者不写(即所谓不得罪于巨室)”的信条,但他顺着历史的脚步,对周作人也终于敢说点不同的声音。继《苦雨斋一二》(1986)后,他又写了篇《再说苦雨斋》(1990),显然思想解放了许多,说了些“仁者见仁”的话。大概是仍觉太委婉,在1997年版《流年碎影》中,他的表达就要“直”得多。但他“不以人废言”:“我就不隐瞒观点,说(旧)诗,意境能迈过古人,散文,意深远而语平实,冲淡至于不见用力,五四以来,也只能说是只此一家。”

  仁者爱人。张中行是受人滴水之恩必涌泉相报的。凡他受惠于别人的,他都将账记在心上。从1937年到1952年,他受3位友人惠助,一心想回报,但这3人中有的已过世,他欲报无门,只能“长存于心,到盖棺时还不能还或报,就带到地下,永世不忘。”与此相比,他援手别人的“数目不小,我都希望统统忘却。”某次他的一位同事遭窃,很难过。张中行知道后,送他被盗金额的一半,并幽默地说:“就当我们两人被偷了。”一位乡下中学生给张中行写信,说很喜欢读他的书,但没钱买,张中行就赠书给他。《禅外说禅》出版后,一位忘年交(书摊主)告诉张中行,一中年女性想买这本书,但没钱,想用一本成语词典来换。摊主认为是雅事,换了。张中行听了,拜托摊主把词典还了,由他赠了一本给那位女士。十几天后,摊主告诉张中行,那位女读者不接受他的赠书,而且自此不再到他的摊子上来了。张中行听后自责说,自己只知她寒素的一面,却忽视了她的狷介的一面,伤了她的自尊,颇觉对不起她。

  对于向他索字、要签名、要书的人,张中行是来者不拒。自己写的字常常裱好后送人,还乐于帮人向启功、金克木索墨宝、要签名。金克木一般不给人签名,他就把笔硬塞到金的手里,命令他“签!”但他从不代子女向别人求墨宝,甚而连自己的字也不给。他对子女要求严格,对小保姆却和善、客气。

  张中行对人古道热肠,对小动物也是怜爱有加。一次他抱回一只流浪猫,回家后又觉这猫有主人,怕人家找不到会急,于是赶紧出去贴了“招领启事”。一段时间,他养了许多流浪猫,家里成了收容所。

  对常人热情,尚不足为贵。难能可贵的是对与他有“过节”的人,张中行也能以德报怨。

  他与杨沫共同生活了两年,终因性格不合而分手。杨沫因上世纪50年代出版《青春之歌》而名噪一时。对书中的“余永泽”,有人认为是在影射张中行,这对张的处境自然产生了影响。张的妻子李芝銮认为那是对张的“丑化”,但张却“没有在意”,以自己位卑不值得影射等理由竭力排解自己,也宽谅了杨沫。令人感叹和钦佩的是,“文革”中北京文联造反派找张中行外调杨沫的历史,当然是希望张中行说她的坏话。“四堂会审,威吓,辱骂,让我照他们的要求说。”对此,张中行均报之以冷笑,不肯违背良心,而是实话实说。来人逼他写文字材料,张中行只写:“她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并且有求其实现的魄力。”若干年后,杨沫亲眼见到这件材料,心甚感激,给张中行写信致谢,说想不到他在那时还说她的好话,“对于我的公正表钦佩”。

  张中行和杨沫育有一女徐然,是在他们分手后出生的。直至1974年徐然才知道生父是张中行。因女儿牵线,张中行、杨沫后来又有了交往。杨赠张的若干照片中,还夹有一张当年两人未分手时的合影。

  上世纪80年代末,有位张中行并不认识的人,写了一篇谈杨沫早年感情生活的文章。杨沫认为此人是受了张中行的指使,于是著文申辩,公然指责张“负心”、“落后”、“可憎”。张中行蒙不白之冤,虽心中不快,但仍保持沉默。张认为杨所说“负心”,是“人各有见”,认定“落后”,是“人各有道”。道不同自然难相为谋。

  90年代初,张中行的《禅外说禅》出版,杨沫又叫女儿来要,张中行给了一本,扉页上还题了“供参考”之类的话。两年后,杨沫出版新著《青蓝园》,回忆她一生中的三个爱人,仍用小说笔法。她没有送张,倒是有好心人给张找了一本。张中行读罢不胜感慨,“为了浮名竟至于这样”。这“使我不能不想到品德问题。”有人劝他也写几句以正视听,张中行觉得乏味、无趣,仍然沉默。后只在一篇《惟闻钟磬音》的随笔中,“溜”出一番心声:“如有人以我的面皮为原料,制成香粉,往脸上搽,并招摇过市,我也决不尾随其后,说那白和香都是加过工的,本色并不如是。”

  1995年岁末,杨沫去世。吴祖光曾打电话问张中行是否参加追悼会,张说“不”。“告别”一事在张中行看来,或“情牵”,或“敬重”。对于杨沫,他什么也没有。他只能用漠然、沉默来面对。

  谦虚是美德。张中行在这方面修养很深。他说人一要有自知之明,二要有知耻之心。在他的声名如日中天之时,仍说自己作文是“涂涂抹抹”,自己的字是涂鸦,“献丑”。一友人索字,推脱不过,写了一幅,讲好只留作纪念,不可示人的。可后来他发现友人将他的字精裱装框后悬于堂室,便自责“随了大流,现了丑,每念及此,就不能不感到惭愧,以及应世之不易。”

  张中行很为半个多世纪前的一件小事后悔。1947年,他助巨赞和尚编佛学月刊《世间解》,登老君堂求俞平伯赐稿。俞先生慨然予之以长文《今世为何需要佛法》。不久,平伯先生函询稿酬事,张中行觉得很惊讶:一个惯于吟诗“看翠袖,对红裙,旧情假又疑真”的名士,怎会虑及稿酬这等卑微小事,似有过于看重阿堵物之嫌。这个疑团他一直存在心里。平伯先生作古后,他在《新文学史料》中获知俞先生当时生活极其困难,以至许夫人要靠典卖物什度日。张中行晚年对此“感到不安,或竟惭愧”,特作文记下这件小事,“想略申惭愧之情”,以告慰故人。

  还有一个令张中行“既悲伤又钦仰”的弱者刘佛谛(刘旌勇)。刘氏是张中行通县师范的同学,高他两级,地主家庭出身。同乡、同学,又曾同过患难的两人交谊很是深厚。1967年夏的一天,刘在街头坐等上班的张中行,显然有话要说,又吞吞吐吐,不敢多谈,只说对前景很担忧,说完催张中行赶快走。刘佛谛回去后即喝敌敌畏****了,临死前写了两封信,其中一封是给张中行的,但写后又烧了。对于这位死于非命的友人,张中行总是难忘。他追忆旧雨的文字,通常是一人一篇,惟周作人、刘佛谛是两篇。在《流年碎影》中,不见他与名士们的合照,却特意选了一幅与刘的合影。

  张中行一介寒士,半生坎坷,晚景见晴。到85岁时才分到一套普通的三居室,自称“都市柴门”。笔者2004年因组《负暄絮语》书稿一事,与先生有过一面之雅,对他的“柴门”有深刻印象——没做任何装修,小客厅兼通道里还放着书架,是平常人家六七十年代的居住水平,其俭朴给人的印象十分强烈。书房也不甚雅致,书橱里放着一些古玩,多为石头,像仓库。一把破藤椅的扶手用塑料绳绑扎着。老式书案上备有文房四宝,书卷气袭人。他的卧室更为简陋,被子是五六十年代农家常用的大花被,连叠法也是老式的,床边墙上还糊着报纸。他对生活的要求很低,请启功吃饭也只在楼下的小馆子,四菜一汤,喝点二锅头,“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有时在外面吃饭,一根豆腐丝掉在桌上,他都要捡起来吃,席毕若有剩菜,他也很从容地打包带回去。布衣的他,深知一粥一饭来之不易。

  搞笑的是,有一晚辈送他一瓶“人头马”,让他开洋荤。他听说这酒要值1800元,咋舌不已。想喝吧,一两就是180元,不忍心下口;送人吧,又怕背上巴结人的名儿;转卖了吧,又怕人说拿晚辈的人情换钱。思来想去,只好把这“贵客”束之高阁……

  狐死首丘。对故乡,张中行的感情是复杂的。他喜听乡音,爱吃故乡的玉米渣粥、豆腐脑。令他尴尬的是因政区划分的变动,故乡原先属香河县管辖,现归天津武清了,地震后老宅也没了,以至“总有找不着家的感觉”。但香河人始终没忘记他,一些人要求他填写籍贯时一定要写香河县。“我不胜感激涕零之至”,表示有机会“必大书香河县,以表至死不渝的忠心”,为此他特作《狐死首丘》以表心迹。

  “无癖无可为人”。张中行爱喝点小酒(最喜北京二锅头)。在干校喝酒还被批过一次,大概是被人认为借酒浇愁吧。他雅好写字,还篆有多方闲章;“六代之民”,是说他百年人生所历;“炉行者”,意蕴较深,当是说他改造时当过烧炉工,有在炉火中“炼”过之意。还有一方叫“半百砚田老农”,那是指他喜欢砚耕,亦爱收藏砚台。再爱的,就是石头了。先生是雅人,“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雅之生。”

  张中行与夫人李芝銮相濡以沫近一个甲子。李芝銮大张中行八个月,张中行一直呼她为“姐”。垂暮之年他曾对人说:“我的夫人人品非常好。我们虽没有卿卿我我,但一生平静。夫人能忍,无论环境如何,境遇如何,都能泰然处之。”“姐”好在何处?有张中行的诗句佐证:“添衣问老妻”,张中行解释说:“吃饭,我不知饱,老妻不给盛饭,必是饱了;穿衣不知冷暖,老妻不让添衣,必是暖了。”难怪张中行自豪地说,他是最有资格大写糟糠之妻不下堂的。

  文如其人

  张中行为人古朴,尚古风。文亦如其人。他的主要著述有:《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顺生论》;《佛教与中国文学》、《禅外说禅》;《流年碎影》以及语文方面的《文言津逮》等等。从行文上说,他的文章开头喜欢旁征博引,下笔千言如行云流水。不似今人“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他的行文过程就是“思”的过程。初看上去不见庐山真面目,但只要你循次而入,便会渐入佳境,观出东西南北来。他长于将自己的喜怒哀乐化为一缕缕哲思,融入他对人生的体察观照之中。看上去是“琐话”、“琐事”,但记的都是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和可念之情。平淡冲和,清隽优雅,在不动声色之间记人叙事。北大忆旧中所写的人物,虽是散文,却像小说一样把人写活了。数十年来我们所读的文章,大都剑拔弩张,令人见之生畏,读之生厌;再欣赏张中行的文字,那样朴实、清淡,典雅可人,自然便受到了读者的追捧。

  启功说张氏的“散文杂文,不衫不履,如独树出林,俯视风云”。也有人说张氏散文“少张扬蹈厉之辞,也似乎缺少至大至刚的伟岸气象,但从他那清新自然如数家珍般的娓娓叙述中,从那貌似拉杂的谈古论今、引经据典中,我们可体察到他对摄生治世之道、国家民族命运的热切关注。”斯言诚哉。

  对他的文,周汝昌先生也有贴切的评论:“你从他的文笔看得出,像他论砚一样,那是外有柔美,内有刚德。其用笔,看上去没有什么‘花哨’,而实际上绝非平铺板叙,那笔一点儿也不是漫然苟下的。”“读他老的文字,像一颗橄榄,入口清淡,回味则甘馨邈然有余。这里面也不时含有一点苦味。”

《人物》杂志


法律语言学研究网之“学海泛舟”
2009-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