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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永林
提要:本文综述和分析了社会语言学四十年的发展历程,着重研讨社会语言学作为一门交叉性、应用型边缘学科在学科界定、学术传统、研究范围、理论构建、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意义六个方面的特点。社会语言学同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一脉相承,体现了一种以功能为主的跨学科研究范式,在学科界定、理论建设、研究方法方面,社会语言学还存在不少问题,有待于改进。作者认为,社会语言学应逐步建立完善的理论范式,其内部应当建立可同其他相关学科参比的学科评判标准,提高学术声望度;社会语言学还应继续加强应用性研究,顺应新时期语言学研究格物致用的要求;不拘一格、兼涵并包的学术传统,是促进社会语言学理论发展与具体研究百花齐放的必要条件,应当继续坚持。
1．前言
社会语言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迄今己有近四十年的历史。今天，当我们反思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体现语言学研究格物致用传统之时，回顾一下社会语言学的发展历程，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本文拟通过学科简介、发展历程册究范围、理论构建、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意义等方面的讨论，对社会语言学的发展史作一总结。
2．社会语言学简介
社会语言学的产生与发展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及学术动机。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是，从诞生之日起它就带有浓厚的批判性质，是作为对盛极一时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的反动而出现的（Kuhn 1962，1970； Hymes 2000）。倘若从历史的角度考察社会语言学同语言学权威学术刊物之间的关系,更能看出本学科所具有的“坚忍不拔”精神,以及本学科作为一种交叉性、应用型、边缘性语言学研究所走过的曲折道路。 Language第 36—40卷（ 1960—1964）的索引中，己有“社会语言学”一词；以后四年中（1965—1969），社会语言学在该刊索引中出现的频率不断增加。众所周知，Wo rd自创刊以未，一直同以Bloomburg为首的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对垒抗衡。作为一个具有功能语言学学术背景的学术论坛，Word从六十年代起就不断刊载社会语言学方面的论文，产生了不小的影响（Samarin 2000：305－306）1。
经历了四十年的风风雨雨，作为语言学研究的一个分支，社会语言学己取得众所瞩目的成就，发展成为新世纪语言科学领域中必不可少的学术亮点之一（cf． Horvath 1998； Hymes2000：312）。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时至今日，当我们试图回答什么是社会语言学时，却仍然颇费踌躇（of．杨永林2000a）。七十年代初,著名人类学及语言学家Hymes曾言:对于不同的人来说,社会语言学一词有着各种各样的理解,因此当然不会有谁对其定义拥有专利。事实的确如此。心理学出身的社会语言学家Ervin＿Tripp(1971[1969]:15)把社会语言学定义为系统研究语言形式及其社会意义相互之间关系的学说。社会学家FisH man(1972:46)采用了一个格言式的说法,来说明社会语言学所涉及的变量:什么人对什么人,为了什么目的,什么时候,说什么。应用语言学家Berns(1990:339)声称:虽然社会语言学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界定,但多数定义都一致认为,这一领域是研究社会文化语境中语言结构和语言用法问题的。语言学家CHambers(1995:1 2)声称:虽然社会语言学研究同语言变体及其社会意义有关,但其主干理论学说的构建是语言变量。定量社会语言学创始人Labov(1972a)把社会语言学称为“世俗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家Downes(1998:9)则提出一种更为宽泛的定义:社会语言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研究那些只有通过社会及语境关联因素才能得到解释的语言特性。Hymes(2000:313)最新的论点是:总体而言,社会语言学的显著性标志,仍然体现在坚持研究语言特征在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表现这一主张上。
依据以上讨论,可以对社会语言学作出简繁有别的两种定义。简而言之,社会语言学是研究语言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个语言学分支。详而论之,社会语言学研究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语言结构,二是社会语境。通过研究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社会语言学试图透过社会文化现象分析研讨言语行为,并通过语言使用现象说明社会结构及其内在机制问题。
3.发展历程
研究语言与语境的关系,关注语言与文化的关联,探索词语的社会意义,是社会语言学所关心的要点问题。有关这些问题的哲学讨论古已有之。战国末期思想家荀子在其《正名篇》中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名。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这段话从语言任意性与言语群体的内在联系、能指与所指的逻辑关系方面,阐述了事物名称命名的一般规律。西方语言哲学史上旷日持久的“名实之争”,实际上也涉及到社会语言学所考虑的内容。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是比较语言学研究盛行的时代。德国著名语言学家HumboldT众多的思想概念中,至少有两点同社会语言学研究有一定的关联:一是语言与民族的关系;二是语言与思维的关系(1903 1936;CF.姚小平1999:39,50)。到了1920年代,欧美出现了两个重要的语言学流派,为社会语言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这就是以Malinowski与FirTH为代表的伦敦功能学派和以Boas与Sapir为首的北美人类语言学派。
Malinowski以研究土著文化著称,是“人类学功能学派”的创始人(Malinowski1929)。他在人类学与民族学著作中探讨了语言问题(FirTH1957a)。Malinowski对于语言学特别是社会语言学的贡献,至少见于他对语言功用的颇具独创性的理解,以及他对“意义”的新解(Malinowski1923:321;Sampson1980:224)。他最重要的贡献则在于强调语境研究的重要性。不过,他对语境的论述,还只是一种探索,是针对人类文化语言学中分析手段的不完善而提出的(Campbell1994:2354)。三十年后,语境理论在“伦敦学派”创始人FirTH那里才得到实质性的发展。FirTH根据Malinowski的看法,首次以较完善的方式阐述了说话人、语言形式、语言环境等因素的相互关系,创立了语言学研究中的“语境学说”(1957b)。FirTH语境的内容与概念在结构主义盛行时期没有得到重视,到六十年代末才在社会语言学家的论述中找到某种关联与回归(CF.Fishman1968:46)。就像Hymes继承了Boas和Sapir开创的人类语言学研究传统一样,Halliday弘扬了FirTH关于语言功能的研究,尤其在社会语境中语义的研究上有独到的见解,明确无误地声称“语言学系统是一个社会语言学系统”(Halliday1978:72;CF.HorvaTH1998;ApTe1994)。
北美人类语言学传统对社会语言学的形成又产生了什么影响呢?从学术渊源上讲,北美学派内部有一种密切的师生关系。Boas是Sapir的老师,这是明白无误的;BenｊaminLeeWHorF虽然不是Sapir的入门弟子,但在耶鲁大学听过他的课,也有机会深得其传。综观社会语言学思想早期在美国的发展,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北美早期的语言学研究多半同人类学、民族学有紧密的关系,这尤其体现在语言学尚未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而自立之时;其二,这种研究又往往是针对某个实际问题而进行的,有着强烈的实证色彩。Boas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抢救濒临灭绝的美洲印第安语言。他从人类学角度出发,强调不同人种、语言、文化的变体及其多样性,反对在分析与描述工作中沿袭套用印欧语法理论(1911)。就个人研究兴趣而言,Boas关注民族研究,建议创建语言学与民族学共享数据库,考察研究语言形式与文化内涵之间的关联(Darnell1994a)。Boas首创的美国人类语言学传统,通过Sapir之手得到了进一步发展。Sapir认为,语言不同于文化的其他组成部分,音韵的变化保留记载了语言发展的历史和文化接触的过程,两者可以相互印证。在这一意义上,语言学可以回答民族学的问题。Sapir(1921)有关语言流变的理论,则充满了一种文化语言学和生物语言学的精神(Sampson1980:82)。Sapir晚期的研究不限于狭义的语言学内容,而是转而讨论文化对个性发展的影响,以及个体在文化中的创造性问题,“更倾向于接受洪堡特的观点”(姚小平1999:58;Dar nell1994b)。受到Sapir语言文化观的启发,WHorF进一步发展了Sapir关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理论,提出了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北美早期的人类语言学传统,在Hymes的言语交际民俗学理论和交际能力理论中得到弘扬,逐渐成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热点(杨永林2000)。
语言学家Samarin(2000:303)曾言:六十年代,社会语言学来势之猛、内容之繁,或许给人以“平地而起”之感。以上讨论表明,社会语言学在其产生之前并非没有学术传统。不过,真正代表社会语言学作为一支生力军而进入语言学研究殿堂的,还是1964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召开的第九届国际语言学大会(BriｇHT1966)。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英美一些语言学家意识到语言学研究不应局限于“描述语言学”或“结构语言学”的理论范式,而应当关注社会语境中全面系统的语言研究,由此形成了一个同形式语言学研究传统相抗衡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范式(Hymes2000:312)。
4.社会语言学研究范围
社会语言学首先是一门应用型边缘学科,从理论的借鉴到方法的选用,都同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大众传媒等学科的研究紧密关联,体现出研究范围宽泛性、多样性和驳杂性的特点。社会语言学还表现为一种跨学科的观察方法,为其他学科研究同语言相关的问题提供一种可资在社会文化语境中分析研讨、参比反照的方法论,体现出一种学术话语模式高度兼容的特质。明白了这一点,细究什么是社会语言学显得并不十分重要(CF.MCＧreｇor1997)。九十年代以来,不但作为社会语言学主干的“语言变异研究”有了扩展,关注叙述文本中语境变体的研究,就是从整个学科研究范围来看,由于加强了本学科与民族学、叙述学、宗教学的跨学科研究,其研究范围也呈现出日趋宽广、整合联袂的倾向(Samarin2000;Hymes2000)。面对如此广袤的疆域,为方便起见,以下分观察视野、研究方向、具体内容三个层面展开论述。
从观察视野来看,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讨论这个问题(Fasold1999[1990])。宏观社会语言学,又称“语言社会学”,是以社会本身作为研究起点,同时将语言作为研究不同社团组织构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微观社会语言学,又称为“社会语言学本体”,是以语言研究为起点,同时将各种社会力量看作影响语言结构的基本因素(Romaine1994:4005)。这种分类方法本身就反映出一种跨学科倾向:前者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把社会本身作为关注中心,把语言现象视为边缘产物;后者却是从语言学的视野出发,把语言现象作为关注焦点,把社会因素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衍生内容。由于这种学科交叉倾向性的存在,自六十年代以来,孰主孰从的问题一直是社会语言学圈内颇有争议之点(Fishman1973;HorvaTH1998:447)。
从研究方向上说,社会语言学可分为理论与应用两大部分。理论社会语言学关注的问题是,在考察语言变体和言语群体结构相关性时应当采取什么模式与方法,并为交际能力的讨论提供一种普遍性的解释;应用社会语言学则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考察隐藏在语言使用不平等现象背后的社会和政治含义上,尤其是在法庭、医院、学校这样一些涉及语言使用问题的公众生活领域(Romaine1994:4005)。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上的这种划分由Trudｇill(1984)首次提出,当时多指社会语言学在方言学中的应用,后来习惯于把这一术语用于指代医院场景、法庭场景、学校场景以及其他公众场景中由于权势、阶层等因素诱发的语言差异和语言不平等现象的研究。英国社会学家BasilBernsTein(1971,1973,1975)七十年代初提出的“代码理论”模式,即为社会语言学与教育学联袂取得的一项应用型研究成果。
从具体研究内容而言,可以罗列出一长串热点问题,说明社会语言学研究范围之广。Fa sold在其专著《语言社会学》(1999[1984])和《社会语言学》(1999[1990])中探讨了二十个方面的问题(杨永林2001)。然而,就社会语言学整体研究来说,这些问题不过是一些基本研究内容而已。其他诸如“双语使用”、“语码转换”、“体裁研究”、“广告语言”、“语言维持与消亡”、“语言与年龄研究”、“语言冲突”、“语言与社会方言声望研究”等等,同样是社会语言学合法的研究内容,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九十年代以来,社会语言学试图将研究范围扩大到认知语言学、语言哲学,以及文学理论领域(Coupland,eTal1997:2)。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诸如会话分析、批评语言学、语用学、社会符号学,以及推论心理学也可直接用来研讨社会语言学的各种问题(Coupland＆Bell1999:4)。注意到这些发展变化,听到把社会语言学比作“自由开放的教堂”和“无所不纳的垃圾工厂”之类的说法时,也就不足为奇了(Cameron1998:429;CF.Bar＿Hillel1971)。
5.理论构建
社会语言学理论研究一直是影响其学术规范的建立、学科声望的提高、学术影响的扩大、学科发展的速度等紧要问题的关键所在。理论问题的讨论涉及到许多问题(KuHn1962,1970;杨永林1999;Popper1968;Turner1996:7;Coupland1988),这里只讨论其中的三个:
1)何为语言学理论?
2)社会语言学理论发展是否充分?
3)如何理解社会语言学理论的多样性?
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发展,似乎从一开始就与社会学和心理学这两个学科结下了不解之缘。Saussure的语言观多少受到法国社会学家DurkHeim外部整体论哲学观点,特别是DurkHeim关于“社会事实”概念中“社会群体思想/精神”的影响(Harris＆Taylor1997[1989]213 214;Sampson1980:43 48);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大师BloomField不但受到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而且是以行为主义心理学作为其语言学研究基础(Sampson1980:64 67);Chomsky的语言学更是同心理学紧密联系———研究语言结构的心理现实,阐释语言学能的本质,研究有序语符列语音形式表征与逻辑形式表征在语义认知匹配上的特征,探寻语言与心智的关系(杨永林2000)。就语言学理论本身而言,寻求一种普遍性理论一直是语言学家梦寐以求的最高标准。半个世纪以来,语言学研究本身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新的理论范式迭出不穷,跨学科研究业已成为一种时尚,学科内部的分化日见精细,产生了一系列边缘学科,如心理语言学、民族语言学、神经语言学、计算语言学,以及社会语言学,从而拓展了语言学家的观察视野,丰富了语言学研究的内容。也正是由于学科内容的多样性,在语言学领域建立普遍理论的愿望只能是一种奢望。在社会语言学这类跨学科领域里,更常见的是不同理论的竞现(Coupland1998)。
关于社会语言学理论建设是否充分这一问题,不同学者自有不同看法。Hudson(1996:228)认为,社会语言学家迫切需要一种一般性概念框架来整合事实,得出理性认识。Ro maine(1994:226)认为,社会语言学缺少一种令人信服的理论模式来概括解释其发现,赞成建构一种模式来专门研究社会冲突与社会歧视问题。Coulmas(1997:3)则认为,就理论而言,社会语言学处于一种相对孤立的中间状态,一边是社会学的理论,一边是语言学的理论;前者有自己的理论建构方式,充其量不过是圈内一小部分人对语言问题感兴趣而已,更常见的却是忽视了语言在社会构成中的作用与影响(CF.Fishman1973)。Labov(1994:4 5)的看法是,对社会语言学理论建构的问题并没有给予优先考虑的必要(CF.Coupland1998)。学科类属的交互性和学科内部的多样性,导致了社会语言学在理论建构上的特殊性:局部层面上程式化原则的应用多于整体层面上的理论创建,故不易在学科内部产生一种普遍的理论指导模式。九十年代以来,就学科性质的问题似乎初步达成了共识,认为社会语言学应该采取一种创新和兼容并举的指导思想,从整合研究角度出发,考察语言使用过程中的文化差异和社会因素对语言的影响,发掘整理不同理论观点的内涵,力求在跨学科研究层面上形成有益的互补讨论(CF.Fasold1992;Milroy1992;ＧrimsHaw1998;HorvaTH1998;BolTon1992)。
基于以上各点,可以得出下列结论:首先,社会语言学在理论建构上有必要向自然科学看齐,创建科学规范的学科理论范式;其次,社会语言学家在解释社会语境中语言使用现象时有必要向哲学家看齐,注重寻求一般规律的解释(CF.Lave＆Wenｇer1991;Holmes＆Meyer HoFF1999);最后,有必要使形式分析与功能研究共存,变异理论与定性研究并举,繁荣社会语言学理论建设(CF.SinｇH1996)。
6.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多变,研究手段互异,研究模式上具有兼涵并包的特色。这一特性同其理论建构模式紧密相连的,显然是交叉学科微型理论散点分布的结果。尽管如此,社会语言学在研究方法上一直面临着三个方面的挑战。首先,社会语言学关注的是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考察社会语境中活生生的语言使用现象,并描述和解释引发各种变化的内部机理。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语言学旨在观察研究言语行为的表现,揭示语言、社会、文化等相关因素的互动关系,建立一种能够充分解释描述语言内在机制与外部因素相互作用、因而促动语言发展变化的理论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通过改进方法来提高理论阐释力,这一点就成为学科内部关心的首要问题(CF.Hymes2000:314;SilversTein＆Urban1996;BlommaerT1997;Hymes1998)。其次,就现阶段知识水平而言,任何涉及人类行为的科学研究都会面临多重因素共现、观察对象多变、变量内容不易控制等难题。社会语言学也是如此。在有关研究方法的讨论中,出现了如何解决所谓“观察者悖论”之类的问题(CF.Labov1972b)。最后,早期社会语言学研究多为有感而发的议论,带有显著的“内省”色彩和民俗学特征,所述现象缺乏实证材料,研究结果无法重复验证,引发了如何在具体研究工作中解决定量研究与定性分析这一对矛盾的讨论。
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对学科发展多元化、理论模式多样化理念的逐步认同,社会语言学在研究方法上有了显著的变化:注重研究内容与不同方法之间的有机结合;加强课题设计的科学论证;适当引入计量分析手段;强调跨学科整合式研究;分析话语群体的语言行为,找出言语行为的规律与模式。但从整体发展来看,社会语言学同其他较为成熟的学科相比,在研究的手段、内容、模式以及深度等方面都存在着缺陷。
7.研究意义
综观语言科学的发展史,从高度抽象层面来看,其间总是交织着形式与功能两种理论观点的对峙与竞争,由此产生的不同学术观点、理论流派和描述方法,成为语言学发展的原动力,推动着整个学科不断向前(Halliday1978;胡壮麟1990)。本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这种对立愈演愈烈,形成所谓“索绪尔悖论”(Bailey1973:35),在关注焦点和研究内容上体现为“内置语言”研究与“外置语言”研究之间的差别(Chomsky1986;CF.Downes1998;Figueroa1994)。就理论分野而言,社会语言学研究属于功能一派。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语言现象与社会文化因素发生交互作用之时,语言代码不再仅仅表示单纯语言学上的符号意义,而是蕴涵着复杂的社会因素和深刻的文化意义,—语言学研究有必要对此进行描述与解释。七十年代末,Chomsky(1977)将社会语言学研究喻为采集蝴蝶标本的工作,其重要性无法同理论语言学相提并论(CF.许国璋1991:179)。二十余年之后,乔氏(1995)改变了当初的看法,声称从不怀疑社会语言学研究在语言科学中的合法地位(CF.杨永林2000a,2001)。
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意义,还表现在促进课程建设、重视应用研究、繁荣语言学研究这三个方面。社会语言学自问世以来,在语言学研究发达的西方国家受到重视,同句法学、音系学,以及语义学一起,成为不少大学语言学系的核心课程(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1990)。此外,社会语言学应用性研究也引起学术界广泛的重视,分别在法律语言、广告语言、诊断语言以及广义的语言教学与研究等领域得到充分实现。最后,社会语言学试图为语言实际使用中普遍存在的语言变异现象提供一种整合研讨模式与理论解释,特别是通过考察各种语言变体形式与社会文化影响之间的关系,旨在揭示言语行为与社会文化因素的互动模式,并对变异现象从多维角度进行说明与解释。
让我们举一个常见的英语用法实例,来说明社会语言学对语言学研究的贡献。众所周知,反意问句是英语特有的现象。从结构上讲,反意问句有两种句法形式:
1)This is an interesting book, isn’t it?
2)This isn’t an interesting book, is it?
这两种句法结构可视为同一语言现象的不同变体形式———两者可以在任何情况下互用,而不影响意思的表达。这一结构从形式上可以进一步表述为下列规则:
Tag Question Rule in English:
NP + VP. VP + NP?
{+negative}{-negative}
{-negative}{+negative
但是从功能上讲,特别是在口语当中,同样都是反意问句,通过使用不同语调所表达的底蕴却大不相同。传统的解释是:句子后半部分读作轻声调时,表示信息咨询;句子后半部分读若降调时,含有期望对方确认之意。七十年代以来,随着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发展,对这一语言现象及其功能特征有了新的认识。首先,来自语言性别差异的研究表明,反意问句从语言功能上讲多含有“犹豫不决”、“企盼认可”、“避免冲突”等底蕴,与西方文化对于女性社会角色的认定相吻合,故多为女子所使用(LakoFF1973)。其次,来自方言变体的研究表明,在英国文化中反意问句常常用来表示“纡尊降贵”的言外之意,暗含明显的优越感底蕴。最后,来自法庭语境的调查还表明,反意问句不是女性的专利———其使用频率受到社会语境的制约和角色身份的支配,与其说是“女子英语”的表现,不如说是“弱式英语”的特征(EriCkson,eTal1978)。由此可见,社会语言学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视野、新的分析方法,从而丰富了语言科学的研究内容,加深了我们对语言本质的了解。
注 释
1.有趣的是,NoamChomsky在1957年也曾将他的“句法结构”(synTaCTiCsTruCTures)一文投往Word编辑部。这篇文稿送交两名著名语言学家审阅,一位是UrielWeinreiCH,另一位是Andr啨MarTineT。前者有条件地同意刊出此文,后者主张退稿(Word1996:243)。由此形成语言学界的一桩公案,引出种种假设与推断,成为饭后茶余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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